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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代表——首要战犯们进行了国际审判，俗称东京审判。有人做过统计，在这次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中，判决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有15人做过日本陆军参谋；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的七大战犯，除文官广田弘毅外，另外6人（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全部是陆军参谋出身。由此可见，旧日本军队中的参谋，明显与其他国家的参谋人员有所不同。

　　在历史照片和战争题材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部分二战时期日军军官的军服上，从肩头到胸前佩戴着一根黄色的绶带。这条绶带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其正式名称是“饰绪”，而且不是所有军官都有资格佩戴饰绪的，只有两种军官才可以：一种是将级军官，另一种则是参谋军官。因此饰绪也分为将官饰绪和参谋饰绪两种，将官饰绪是黄色的三股三进金丝编织而成，但只有在穿着礼服时才会佩戴，平时的常服是不佩戴的；参谋饰绪则是六股六进金丝编织而成，颜色比将官饰绪要浅一些，而且不论是礼服还是常服，都可以佩戴。如果一名日军军官既是将军又是参谋，那么他在军服上一定是佩戴参谋饰绪。而在当年，正是这些佩戴参谋饰绪的日军参谋，导演了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犯下了累累罪行。

　　实际上，当时在日军体系中，特别是日本陆军中确实出现了很奇怪的情况，即部队主官管不了参谋，参谋长也管不了参谋，只有高级参谋（海军叫先任参谋，也就是资历最深的参谋）或者是主任参谋才能管得了那些牛气哄哄的小参谋。因为当时日军中参谋的地位相当特殊，战时许多重要作战计划的制订人，正是那些“少佐、中佐和大佐”级军官，如日本军部当年调动50万中国派遣军参战的“一号”（豫湘桂战役）计划，就是几个少佐参谋制订的；1941年日本陆军第25军骑着自行车闪击马来半岛的计划，让人们记住了“马来之虎”山下奉文，但其幕后的实际筹划人却是日本参谋本部新人、“昭和三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少佐。所以，当年日本军队中，将军们都会对佩戴参谋饰绪的佐级军官非常客气、彬彬有礼，而且这种情况在等级观念森严的日军中居然成了习以为常的现象。

　　前些年，学者俞天任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一书中多次提到日本对外的战争其实往往并不是高层计划的，而是几个参谋一拍脑门就干，先斩后奏。比如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课长）和土肥原贤二（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三个参谋策划的，并且真的就付诸实施。石原莞尔当时是一个中佐，板垣和土肥原是大佐，这三人都只是校级、营团级军官，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来。

　　臭名昭著的辻政信，曾经在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麾下任参谋。这位辻参谋当时不过是个中佐，职务也不过是个作战主任参谋，上边不但有高级参谋，还有参谋副长，参谋长。但是他居然把这些上司都不放在眼里，坚持自己直接向山下奉文负责。如此傲慢无视，他的那些上司居然就没人敢斥责或反对。而更让他们痛恨的是，辻政信竟然经常主持第25军参谋部的“业务恳谈会”，并在会上对各个参谋（不管比他高的还是比他低的）前期所负责的业务工作进行逐一评价。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参谋黑岛龟人曾成功策划偷袭珍珠港的作战方案，他的跋扈作风绝对不在辻政信之下。黑岛为了策划作战方案可以窝在卧舱里一晚上抽4盒烟，搞得满屋子伸手不见五指，由此被称为“雾参谋”。这位“雾参谋”仗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宠信，也从来不把自己的直接上司宇垣缠参谋长放在眼里，不过他倒是从来不搞“业务恳谈会”，因为沉默寡言的他极度憎恶开会，认为以自己的天才和一群平庸人物在一起对话纯粹是浪费时间。他一旦有想法就直接向山本五十六提，至于山本之外的上司，则完全忽视。

　　首先是日军独特的指挥体制。当时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无独立空军，空中作战力量分别建立在陆海军两个体系里面），但日本旧军队的军政、军令分立，名义上归属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只管招兵训练、工资晋级、评定军衔等部队日常管理业务，作战指挥则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负责。也就是说，这些参谋机关才是真正的军令机关，因此日本的参谋实际上就成了军队的决策指挥者。同时参谋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以保证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直接贯彻到基层而不被架空，因此各级部队作战用兵均由参谋系统决定（这也是保证军事主官与参谋系统互相制衡，避免军阀坐大），所有用兵事宜都是由参谋本部或军令部说了算。到抗战时期甚至发展到参谋本部先斩后奏，连签署《塘沽协定》《淞沪协定》和成立伪满洲国这种涉及外交的国家大事，都是作战部队的参谋们联合参谋本部私下操纵而成，事后仅仅是报告天皇和政府认可而已。

　　此外，日本旧军队的军事主官只有决定权，没有策划权。当时的日军中是由各级参谋长代表天皇行使统帅权，但凡涉及用兵作战行动，同级军事主官（日军称为部队长）只能执行上级参谋和同级参谋机构拟订的作战计划（这点与欧美诸国截然不同），不得擅自做主。如无同级参谋长的同意，则军事主官的作战命令视同废纸。但在参谋机构中，参谋长往往又不管实务，具体工作就落在了中低级军官作战参谋身上。于是各级军事主官只能在参谋长（实际是下面负责一线工作的参谋）提出的众多提案中选一个拍板，其本人是无权自己提出作战计划的。尤其上级机关的作战方案是这些部队长无权否决的，而上级作战方案也是上级单位的参谋弄出来的……

　　如冲绳战役中期相持阶段，日军第32军参谋长长勇少将强烈要求跳出战壕决死反击，但是长勇手下的作战参谋八原博通大佐坚决不同意，认为应该凭借坚固坑道阵地继续大量杀伤美军。而八原不拿作战提案，日军就只能按兵不动，长勇作为上级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在司令部掩体里设宴宴请长勇和八原博通两人，八原实在不好意思，才答应写提案和计划。结果日军出击后果然大败而归，平白丢了4个大队近4000人的精锐防御力量，更惨的是出击前的炮火准备打完了八成的存量炮弹，直接导致后来的防御战全线崩溃。事实证明，八原参谋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他能够更加狂妄一些，坚决顶住司令官和参谋长的压力，美军还将在冲绳流更多的血，太平洋战争的趋势也可能出现变数。

　　另外，有些参谋当时确实是日军中的佼佼者。二战前后，能在日军里当上参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须是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则是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出身，而且毕业成绩还要排在前20%，此类优秀人才会被派到步兵联队（团）做联队附，实际上相当于团里面的参谋长、各个部门负责人；然后经高级军官推荐，再考入陆军大学或者海军大学，只有陆军大学或海军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成为参谋。而在陆军大学毕业时的前6名，会得到日本天皇御赐军刀的特殊荣誉，就是所谓的“军刀组”了。一般来说，高级统帅机关的参谋基本上都是“军刀组”出身。事实上，旧日本陆军大学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培养参谋人员，后来日本陆军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都被陆大毕业生把持，所以当时日军中流行一句话“十年人事”，即只要是陆军大学或者海军大学毕业的人，经过十年肯定能晋升到大佐，而此时他们大多才40岁左右，再进一步得到将军领章基本指日可待。

　　日本陆军大学的开办初衷是为军部培养参谋人才，但后期则成为很多高级军官的培养学校和镀金环节，在系统参谋理论深研细讨方面反而不重视。二战后日本军界喜欢搞“军优则仕”，首相中有一半是军头出身，如陆军的山县有朋、寺内正毅和田中义一，海军的斋藤实、冈田启介和铃木贯太郎等。于是参谋的人生目标也变成了进入政界，故而许多少壮派军官在校和毕业后热衷于搞小团体，通过指点江山拉帮结派，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著名的“二月会”“一夕会”“樱会”之类的政治团伙，就是这些少壮派军官整出来的。胆大妄为的他们非常喜欢越级办事和过问政治，放在研究打仗方面的精力明显不够，从而导致日本军队后期战略水平一塌糊涂，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水平。

　　参谋们喜欢的“下克上”最终还是搞乱了日本军队。幕后参谋武藤章等人妄自策动的七七事变让日本卷入全面抗战的泥潭中，彻底拖垮了日本的经济；辻政信等人盗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命令发动“诺门坎会战”，则直接导致日本关东军遭到重创，也令日本军部不得不彻底放弃“北上”方针调头南下进军太平洋，太平洋战争也成为终结日本疯狂侵略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些参谋就算犯错大多也不会受到严苛处罚，反而经常将他们的联队长和师团长挤走，为自己的后续上位铺路，周而复始，保持“下克上”的“光荣传统”，直到集体走向灭亡。